哲学博士的伟大与平凡

张洪凯，29岁，哲学博士。

7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的这位年轻博士的突然亡故，让所有熟知他的人哀伤痛惜。巨大的悲怆重重地压向从家乡赶来的逝者的父母双亲。依惯例，校方向家属征询有关办理后事的意见。张洪凯的父亲通过儿子的叔父提了这样一个要求：按照张洪凯生前的愿望，将他的遗体捐献给国家作医学解剖之用。

闻者皆惊。包括与张洪凯神交多年的至朋好友也一时怔住了。转而平静，转而释然。人们说，这便是洪凯，这才是洪凯。

7月17日，博士的昔日同窗也间杂着他们银丝缕缕的师长排成长龙，在北京人民医院向张洪凯作最后的告别。泪雨纷纷，许多人难以抑制内心的情感。博士的父亲、青岛市一位普通的退休工人努力支撑着自己、时断时续地向记者陈述儿子今年春节前在向他透露自己的病情时说过的话：

“爸，我上了这么多年学，国家为培养我花了那么多钱，而我还无以报答社会。有一天我走了，想把自己的身体捐献给国家作医学解剖用，就算是对国家、对社会作的一点点贡献……”这位质朴的父亲以最大的克制力理解和支持了爱子最后的愿望。

刚刚走出告别室的人大哲学系主任刘大椿告诉记者：“这是个很独特的学生，很多人向我讲述过他的事。他学习一贯优秀；他在非常事件、在灾难面前表现了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都具有很高的境界。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赢得那样多同学和老师的由衷佩服。他从中西方哲学中汲取了支持自己生命和精神的养分，用自己的生命来实践和体验，他是把哲学学到家了。”

走进人大95级博士生的一间宿舍，两张单人床一字排开，其中一张3天前还住着人们哀念的那位哲学博士生。人去床空，床上床下墙头桌前只有他留下的一道道书柱、书墙。与他3年同室的挚友刘克苏郁郁少言，难以接受他的离去。去医院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们还一起讨论知识经济问题到深夜，谈兴甚浓。

张洪凯1969年11月出生的时候，父母还是农民。他在山东莱州度过了寒苦的童年。他的同窗在悼词中有这样一段：“家的贫穷，从小就教会了他艰苦奋斗；教会他懂得知识的重要；教会他懂得小家与大家的幸福息息相关。”从小学到大学，无论在那儿读书，他都是优秀学生和学生干部。他是从青岛师专考入大学的。1992年他从山东师大政治系毕业后，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人大哲学系读硕士，并在此期间担任班长，入了党；读博士期间继续担任班长，被授予优秀研究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校长李文海在追悼会上讲得很动情：“有这样的学生，是学校的骄傲与光荣。”

从农村，到城市，到大城市，张洪凯的一生都是在校园度过的。他在校园的学习过程中成长、成熟。现代化可能通过舒适阉割人们的激情，而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张洪凯时刻都在关注农村，并把它看成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张洪凯的好友冯哲评介：毫无张扬地说，张洪凯的的确确是一个有着崇高追求的人。同窗学友宣方、韩东晖从他的遗物中找到他写在本子上的这样一句话：“我在师专念书时曾有狂言之一：做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

1996年，作为一次社会实践的锻炼，张洪凯经人介绍在《乡镇论坛》杂志社作过一段兼职记者。他是闪电般进入角色的。他总想在他所在的人群和农民之间作点什么，由这个潜意识创意、策划，最终酿成了一次波及面甚广、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活动。这就是后来由杂志社最后命名的“百名博士百村行”活动。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和社科院的152名博士和50名硕士积极响应，从北京走向东西南北广阔农村，开展建国以来首次以博士生为主体，以农村、农业和农民为对象的大规模社会调研和服务活动。活动成果颇丰，从30多个省市自治区产生了175份调查报告和1500份调查问卷，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姜春云盛赞这次活动“创意好，组织得好，效果也很好。”

作为活动的主要创意、组织者之一的张洪凯，并不是要大家重温一番农民的贫穷与困苦，只是一心想通过自己的行动为农村的发展作点什么。他自己带队到河北丘县太行深山区进行社会调查，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大力提倡并发展民间扶贫的一系列依据。他的两篇论文经专家组评选分别获一、三等奖。

同室的博士刘克苏回忆，这段时间边学习，边工作，他已经紧张到午夜才能就寝，有时忙得连泡方便面也觉得费事，就嚼饼干。而原来杂志社讲好一周按2天半计酬。在到处是物质诱惑的年代，他却自甘于不带任何功利地尽义务。此外，他还创意担纲“为农服务书屋”的主持人，对于众多繁杂的来信，他每信必复，有求必应，常常为了农民兄弟急需的一本书跑上一个半天。他撰文支持办农民大学遇到重重困难的山东农业大学教授亓子杰，后来他对同学讲，自己也真想办一所农民大学。同学在他的遗物中，随便找出了一摞关于农村建设的书给记者看，诸如《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中国农业经济学教程》、《国外农业社会化服务》等等，全是他那时候买的。

他清华其外，澹泊其中，虽学有所成，成绩优秀，在许多刊物上发表过学术文章，但清操自持，从不顾盼自雄。

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样，张洪凯箪食瓢饮，生活十分节俭，却又嗜书如命，几乎所有的钱都用来买书了。他还有个习惯，就是常常随手自己把看过的书有针对性地送给他认为也需要看看的人。学斋骄子讨论问题，常常为不同论点争论得火气冲天，甚至反目，而张洪凯与别人阐述观点讨论问题从不是为了赢过、打倒别人，从不作无谓的意气之争。中国传统哲学中儒家人格理论的现代意义是他的研究方向之一，他身上也最能体现那种长期浸润于其中而获得的人格修养。导师夏甄陶认为“这个对传统哲学十分感兴趣的学生热情而达观”，同学们形容他“很纯粹”、“很清亮”、“克制力很强”、“具有无限的包容性”。他的人生境界和风度胸襟是这种年龄和阅历的人难以达到的。

张洪凯是1997年7月发病的，白血病，10月确诊。他对自己的病情了如指掌。奇怪的是，先后一年时间，同学们很少觉得他有病，或者说忘了他有病。因为他和同学相处，一如以往的平实谦和，开朗达观，从无恹恹无生气的病态。同学们学业上的问题依旧爱与他交流；生活中的烦恼照样向他倾诉。而他的朋友无处不在，并不局限在校园，连只短暂相处过的病友也不愿这位春光一样的小伙子出院。

学校食堂有位家在农村的员工，常爱和他这位笑意盈盈的“眼镜”搭话，一来二去也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有的员工笑他，人家是博士，你够得着吗？可他就是觉得张博士和自己近。他常把自己个人的、家庭的方方面面的矛盾困扰一古脑儿告诉张洪凯。张洪凯总是细心地听他说，然后和他长谈、深谈。在他的鼓励下，这位食堂员工坚持高远的追求，坚持到成人自学考试大专班业余学习。张洪凯就是这样，从不刻意作什么，又无时不在为别人作着什么。比方在公共汽车上见到售票员和一位乘客为买没买票争得不可开交，他就很自然的上前多买一张票，去平息争吵。这位员工得知他患白血病时懊悔得直流眼泪：“早知是这样，我干吗要给他添这么多的麻烦……”

张洪凯并非不知自己来日无多。在他的笔记本里，夹着一张关于中医治疗白血病的文字材料。按国家规定，西医治疗的药费可以报销，可花国家的钱一样让他心疼。他自费用中药治病。别人不解，他浅浅一笑：“少花钱一样治病，何乐不为？”这位党员博士是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学作人，学立志。

张洪凯的最后一个笔记本上写满他对生死、情感、社会、宗教等等问题的看法。记者从上面抄录了这样一段话：

“疾病可以使人的生命缩短，也可以在短时间内使自己的生命延长。生是把一天变成一生，或把一生交给一天。疾病是淘汰弱者的利刃，也是锻造坚强者的利锤，当恶病到来时，勇敢者常说，该是我修养生息的时候了。

疾病无处不在，并不是为了一个目的而来。也不是幸福的反面，甚至也不是幸运的反面，疾病往往更有利于人的成长和成才。”

没有人知道他生理上有怎样的不适和痛苦。病中两次住院手续都是他自己去办。

和他交往较多的师长陈志良在送别的队伍中长时间沉默。他说：“张洪凯早已把死看成了人生的一个路程，在他生命的晚期，把自己完全投入到对同学，对他人，对社会的关注中，并没有过多关注自己的存在。他一向对东西方认识论发展的研究比较、对主体性、对人的思索非常深入，他是把研学的东西完完全全渗透到生命中来体现了。”

7月13日晚上洗完澡，他觉得右手抬不起来。入夜他仍和学友长时间谈论知识经济问题。7月14日他不得不住进人民医院。这一次他是由同学抬到病房的。此时的张洪凯由于脑出血，在痛苦地躁动，不能讲话。可他仍在对周围的同学微笑。连医生也看不下去：“张洪凯，你要是难受就哭就叫，何苦要装笑？”张洪凯仍然在微笑，并且和同学一起竖起大拇指。这是他昏迷前的最后一个动作。

张洪凯微笑着离开了。如清风明月，大家仍时时感到他的存在。除了父亲，生前他没有把捐献遗体的事告诉过任何人。学友宣方想起有次他们一起谈论报上一篇有关捐眼献角膜的报道，张洪凯说，还可以更彻底些。

7月17日，博士的遗体被捐送到北京医科大学。